[13] 依据法人实在说，法人是有机体，其人格是实在的，表示其意志者是自然人，称为机关，机关是法人不可分的部分。

但是，任何对于公共利益或集体目标的维护，都不应以无过错和不相关的个体的牺牲为代价，不能侵害其宪法和法律上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可以看出，服兵役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不能和不得参军服兵役的只有两种情形：一是本人身体条件不允许，二是本人被剥夺政治权利，同样与其父母是否犯罪毫无关系。一人做事一人当，每个人在人格和意志上都是独立的，每个人应对自己的犯罪负责，不应罪及其他无辜的家人。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之恶，每个犯罪者都必须为其错误行为付出对应的和相称的代价。平等既是一项权利，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宪法、民法典、劳动法中均有相关规定。对犯罪者子女通过政审的方式在某些方面进行限制，在实践中久已有之。

可以看出，限制报考公务员的情形，仅限于报考者本人有违法或过错，与其家人是否犯罪没有任何关系。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考公是很多年青人尤其是大学生一个非常重要且前途光明的就业选择，如果因父母犯罪而禁止子女报考公务员，这涉嫌侵犯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就业权，从而构成一种明显的就业歧视。随后是主审法官的发言，然后开始讨论争议性问题或者仍然是开放性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经表决的文件和主审法官签字的决定草案（Beschlussentwurf）应逐个移交分庭的另外两名法官，由他们审查，如果同意，则在决定建议（Entscheidungsvorschlag）上签名。[65]在这种情况下，和很多世界上其他的宪法法院拥有九名法官不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没有来自事先确定的政治光谱中的法官组成的大多数。每个论据、每个异议都会被处理。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存在以来，除了获得很多认可之外，也一直有人批评其判例，并指责其超越权限——不仅是对具体裁判的不可避免的批评，还有对基本原则性和核心的宪法教义的延伸性、创造性解释的指责。

如果您被允许陪同R法官参与审议，您不会认为这八个人正在按照他们最喜欢的方式讨论，而是，他们正在根据普遍的法律解释方法，努力将宪法要求正确地具体化，尤其在努力维持法院介入权的边界。根据难度等级不同，在分庭的案件中也能为投票写出非常详细的理由。

几乎每个星期，在媒体上都能看到联邦宪法法院对案件事实所做的裁判。当讨论联邦宪法法院的运行方式对德国民主的运行而言意味着什么时，我会再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牛蛙会一直自我膨胀，直到爆炸。对于学生来说，法院能认定警察在反蓖麻示威中逮捕学生是不合法的。

2013年宪法诉愿占审理诉讼程序的份额（计算两位小数点）因此是97.69%。这种不确定性往往普遍存在，尤其是面对听证申诉的法律应急手段。[26]另外，审判庭的决定只有一小部分案件是基于口头审理做出的。此外第二庭还重点负责国家组织法的相关案件。

进一步的发展有待观察。现如今在德国，没有宪法法院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宪法法院原则上可以对所有和基本权利有关的国家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它对于国家机关的审查行为和决定行为，以及基本法在政治和媒介讨论中的出场具有示警效果），并不断做出裁判，以解释基本法并向公民阐明宪法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在其他的高等法院，比如斯洛文尼亚宪法法院、[47]欧洲人权法院、[48]法院的秘书长会出席审议，或者在许多外国宪法法院中，由一名书记员出席审议。[29]这种文件分配遵循业务分配计划，即每个法官被指派了特定领域，该法官作为主审（Berichterstatterzuständigkeiten）负责判决的准备工作。

S. § 3 Abs. 4 BVerfGG. [29]可以想象，这些文件可能并不会被首先转交给主审法官而是立即交给他负责协调文件的助理，然后该助理再把重要的文件告诉法官，并且文件一开始是由四名助理负责分配的。正因为有某些一致性，他才会被选中。校对：王世杰，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70] III.强大的宪法法院与民主相符吗？ 像我们德国这样的强大的宪法法院是否可取，有待商榷。对意大利宪法法院中审议实践的共识导向的讨论，参见：Pasquale Pasquino, E pluribus unum - Disclosed and undisclosed vote in Constitutional/Supreme Courts, erscheint in: Jon Elster (ed.), Secrecy and Publicity in Votes and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69]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0条第2款第2句，审判庭可以在其决定中告知投票比例。一个法院能扮演这样的角色，伯塞斯库总统显然觉得非常了不起，所以他希望能亲眼近距离看一眼这些参与者。

宪法法院事实上是一个超党派的审判机构——在此类法院中，这绝非理所当然——理由后续我还会谈及。[63]与美国最高院的判例相比，参见：Gertrude Lübbe-Wolff, Die Beratungskultur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EuGRZ 2014, S. 509 (510). [64]联合政府中的小党派通常会放弃一个席位的提名权。

一个意大利同事告诉我，当他看到意大利电视关于柏林庆祝《基本法》六十周年的报道——勃兰登堡门前演奏着贝多芬第九乐章，到处是烟花，街道上和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他很羡慕德国能以这样的方式，即作为一个重大的节日，庆祝宪法周年纪念日。当然，宪法法院存在反多数难题，而反多数正是批评者反对宪法法院制度的地方。

这些尊重并非理所当然，而且也不是简单由法律进行规定。原则上并不排除通过法律实现制度设计上的改变，而且《基本法》原则上也并不排除这种改变。

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收到来自审判庭其他成员的修改意见，修改意见从纯粹的拼写错误更正到文风，从个人的决议理由的细节润色到判决主文的修改建议，从大量的删减到整页的补充，或者是对整篇决议文本结构的深度重构。而且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这些事件在德国很难想象，所以联邦宪发法院才不必强制突破司法约束。2013年有2365件宪法诉愿（超过所有宪法诉愿的四分之一）在没有看到法官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原因是诉愿人撤回了他们的诉愿或没有进一步追究该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宪法申诉在听证申诉程序结束之前到达宪法法官手中，那么该案可能由于还没有穷尽法律手段而不能接受裁判。

如果R女士发现这些建议性的判断有些可疑，她会进行调查，并在必要的时候更改投票或者决定建议，或者她会进行特定审查或将更改任务退回给相应的助理。很可能，政治压力也会要求讨论公开。

通常会简单达成共识，这或者是对事实，或者是就遵循明显的多数意见并且不再阻止多数意见的推进。投票是专家意见，内容包括介绍案情、通过认真的法的审查逐步得出决定的建议。

同时每个审判庭的法官人数也从12个减少到了8个。原文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演讲录》（第九卷），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4]Jahresstatistik 2013 (Fn. 1), unter D. [35]对于助理对法官决策行为的影响，不太可能做出一般性陈述。长远来看，辅助法官工作的助理人数的逐步增加是为了适应持续增长的案件数量。一再尝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程序的努力从未取得过彻底的成功，因为审判庭成员的利益随着资历的增长而改变。法律应交由立法机构调整。

业务分配的相应变化在新法官加入审判庭之前就已经确定，而考虑到在管辖权方面互相竞争的愿望，礼节性角度——领导职能和资历——发挥了作用。作为审判庭主审法官，R法官现在必须根据其收到的修改建议完成的决议草案的强化版（konsolidierte Fassung）。

那些她不想接受的建议，会照惯例放在脚注中（此处指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则有所不同）。你们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即法院工作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平淡无奇但并非不重要的工作内容和许多小事情组成的，以及法院也是一个官僚组织，它依赖组织分工，而且法院必须妥善管理其事务。

如今，第二庭也审理大量的宪法诉愿。鉴于长期以来观察到的政党格局的变化，以前分配提案权的做法的说服力正在下降。